青年及体育部部长兼巫统青年团团长凯里在他于国家抱负及领袖大会上的演讲中说道，他对于“2050年国家转型目标”（TN50）最大的恐惧就是不能改变马来西亚人的公民意识。
眼下我们的国家面临这么多挑战，但他对国家转型最大的关切却是这个？我并不能认同。既然TN50是公开咨询的，所以我要在这里发表我对于2050年马来西亚转型三个最大的关切，好让巫统青年团团长参考一下。
关切1： 衰弱的民主以致贼狼当道
马来西亚的民主正在衰弱中——我们的选举受到操纵、确保三权分立的机关正在遭受损害还有言论自由被压制。衰弱的民主在近年催生贼狼当道的政治。《经济学人》在它有关纳吉和一马公司丑闻的文章的开头恰当的描述这样的情况，
“先生女士们，请鼓掌。任何一个典型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位典型领袖，一旦被发现在其账户里有一笔来自一名不具名的外国捐献者的接近7亿美元的无从解释的款项，都会经历迅速和致命的倒台。然而，在有关纳吉的银行存款增多的新闻首次报导的将近两年后，他的高风险行为依然如常进行。”
“纳吉现象”并不是一夕间就爆发的，它是丧失制衡能力的民主的产物。我们的民主已经不再是“典型的民主”了。
在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撤换政府在每个选举周期都是可能发生的。马来西亚依然是世界上少数不曾撤换过政府的民主国家。选区划分的不成比例促成国阵掌握巨大的选举优势。国阵即使在选票上输给在野党，还能籍着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凭着60%的国会席位赢得上届大选。而选举委员会只会让情况更糟，它在2016年9月提出一个更不公平的选区重新划分的倡议，为国阵加强选举优势。选举委员会本该是确保马来西亚的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那个机关，但如今却公然进行选区划分不公的作业，以保障执政党的胜选！当选举委员会不再独立以及选举可以被操纵的时候，选出来的政府就不会再惧怕人民。
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是存在着恰当的三权分立。自从首相的26亿令吉捐款丑闻爆发后，起初在各自机构里带领调查丑闻的总检察长丹斯理阿都甘尼和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专员丹斯理阿布卡欣都已经去职；还有原本带领立法机关检视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诺嘉兹兰被升擢为副部长，并由一名“找吃”的公账会主席拿督哈山阿里芬所取代。原本应该独立运作以制衡行政权的机关已经被布城征服（或在诺嘉兹兰的情况，被官位收买）。
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是有言论自由的。然而，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却日愈受到压制。马来西亚在过去几年的媒体自由指数的排名一直保持在140名左右（排名榜上共有180个国家）。政府利用出版法令暂时冻结报导不利于他们的新闻的平面媒体的出版执照，比如The Heat，在它于2013年12月出版以“聚焦花大钱的首相纳吉”为头版标题的那一期后就被冻结执照，还有The Edge在2015年7月刊登对一马公司的重大揭发后就被对付。纳吉不但没有按照他在2012年所承诺的废除煽动法令，反而还利用这个严苛的法令压制异见。在上届大选在选票上输掉后，这个法令的滥用情况更加严重，自2013年后就有176宗煽动案件，相较于2009年和2012年之间只有大约30宗案件。
所以，我所关切的第一个事项就是我们要如何重建我们的民主，好让我们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有意义的三权分立和言论自由，以确保马来西亚不会再选出贼狼当道的政府，而是一个民之所有、民之所治和民之所享的政府。
关切2：令人担忧的经济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已经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超过十年了。世界银行发现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就没有在制造中等及高技能工作（即高收入工作）上出现改善的迹象。ii 2001年的低等、中等和高技能就业率分别是10.6%，65%和24.3%，在2014年则分别是12.7%，62.1%和25.2%。在14年间，高技能工作的就业率只增长1%，中等技能工作的就业率则实际上减少3%，低等技能工作的就业率却增加2%！这清楚显示出我们的经济并没有在价值链上从劳工集中的经济上升至革新导向的经济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马来西亚倘若没能克服现有的过度依赖廉价低等技能工作者和削减中等技能就业率的经济结构问题的话，是不可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的。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人当中的经济不均等现象也在加剧中。虽然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有进步，从2004年的0.46降至2014年的0.40，但其他不均等指标却反映出不均等的现象。举例来说，公积金金额最大的账户的最高1%握有整个公积金存款的15%，而最低的50%只握有整个公积金存款的8%。前40名最富有人士的财富已经从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5.7%增加至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且最高1%的比最低40%的总购买力大22倍！其他诸如资产累积、信托基金股份或甚至是豪华车销售的指标都在在显示出财富集中在金字塔顶部的趋势。
所以，我所关切的第二个事项就是我们要如何创造一个可以让国内每个人，而不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获益的良好和富裕的经济。
关切3：落后国际水准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国家的脊梁，因为它培育下一代来推动经济和带领国家。虽说如此，马来西亚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PISA）的排名持续处在最低的三分一部分。这是一项三年一次的针对15岁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理科方面的国际评估。马来西亚自2009年起就参与PISA，而我们的分数也自那时候起一直处于全球平均值以下，在2009年在74个国家中排在第55名，在2012年则在65个国家中排在第52名。正当我们以为我们在2015年取得进步，在数学获得446分、在阅读获得431分和在理科获得443分（2012年的分数则分别是421、398和420）的时候，我们发现PISA并不承认这个成绩，因为马来西亚学校的回应率只有51%，和PISA所规定的85%存有落差。马来西亚成为这一次参与PISA的72个国家中唯一一个从官方排名榜除名的国家。后来被发现在马来西亚数据里，表现优异的学校在参与PISA的学校中的比例比我们平常的比例高，这不禁让人极度怀疑马来西亚政府有意作弊来获取更高的PISA分数！
这个事情更值得可怜的地方是，即便我们获取了这个“较好”的虚假成绩，我们依然还是落后于数学的全球平均分数490分和阅读及理科的493分。试问当我们的孩子求学于位居国际排行榜榜末的教育体系，政府甚至为了让情况好看而需要作弊，我们要如何在2050年晋升全球头20名国家的行列呢？
正因为公立教育的水准不断下滑，许多家长如今都选择私立或国际学校好让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较好的教育。马来西亚虽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讽刺的是我们在国际教育上却是世界上第八最贵的国家！假如公立教育是好的，家长是否还会花这么多钱将他们的孩子送去私立或国际学校呢？教育是社会经济重要的均衡器，但我们却看到富有家庭的孩子和清贫家庭的孩子接受完全不同水准的教育体系的趋势。这只会在未来进一步扩大贫富悬殊。
就高等教育来说，即便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数目还算多，但他们却似乎不能符合职场的要求。世界银行的报告说明马来西亚公司一直将“才能短缺”列为他们其中一个首要的商业挑战，这包括员工的基本算数及语言能力和像分析思考、沟通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软技能的技能差距。讽刺的是，在2015年毕业的每4名学生中就有一名找不到工作达六个月之久。总结来说，我们的大学没能产生出经济所需要的毕业生，他们也没有受到适当的训练，学习到可以找到好工作的技能。
所以，我所关切的第三个事项就是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可以产生具有竞争能力的下一代的教育，并促使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率。
结尾
当我们国家民主衰弱以致贼狼当道，经济停滞不前及不均现象日益加剧，而且教育体系急需大肆改革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要去谈不能提高公民意识是国家转型最大的恐惧呢？不，我真的不能认同。
-杨美盈 2017年2月10日八打灵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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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参考：
[iii] 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 Immigrant Labour, The World Bank, December
2015
[vi] Policies urgently needed to tackle “new inequalities”, The Edge
Malaysia, 1 December 2014
[x] 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 Towards Middle Class Society, The World
Bank, December 2014
